(明報)2010年9月27日
【明報專訊】這不是纖體廣告，卻是香港女孩子的佳音。中國大陸的性別比例出現嚴重失衡，在2005到2009這5年間，男女出生比例平均為120比 100。粗略地算，這意味著2009年出生的男孩中有140萬將來無法匹配，這個數字相當於同年在香港出生的女孩數目的34倍。也就是說，只要每34個這 些男孩中有一個來香港找對象，就足以把香港所有同年齡的女孩子娶光。香港女孩子的議價能力大大提高，這不是她們的佳音嗎？……言歸正傳，筆者要說的，其實 不是婚姻問題，而是人口對經濟改革所起的一些微妙作用。
孩子數目減少 家庭可有更多儲蓄
人們愛拿小時候的遭遇來衡量現有的生活水準。「我們小時候生活可艱苦多了」，這是不少人經常掛在口邊的真心話。即使現在生活多麼不如意，只要比那個 童年時候的生活水準有明顯改善，我們仍然有種釋然的感覺。從1950到70年代，一個典型的中國家庭有好幾個孩子，這意味著當時中國家庭不僅收入低，並且 還要用這低收入來要填飽更多肚子（更別說還要經受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的衝擊）。自80年代以後，因為推行計劃生育的一胎化政策，年輕的就業者意識到他們再 不需要像他們的父輩一樣養活那麼多孩子，這讓他們心目中的「基準生活水準」更容易達到。比方說，一個五口之家要住到1000呎的房子才能達到的生活水準， 一個三口之家只要住上600呎的房子就可以達到了。因此，預期到會撫養少一些孩子，人們就較能滿足於現有生活，較容易接受改革所帶來的折騰。
自80年代以來，中國適齡女性的生育率劇減。相似的人口轉型（demographic transition）在別的亞洲地區，如香港和台灣也出現過。因為需要撫養的孩子數目減少，一個家庭可以有更多的儲蓄，也可以將更多的收入用在孩子的教 育上。其他亞洲國家的經驗顯示，同時也為經濟理論所證實的是，這些人口轉型產生了所謂「人口紅利」（demographic dividend）——表現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（比方說25年）更高的儲蓄率、更多的資產投資、更豐富的人力資本，以及更高的經濟增長率。中國非常幸運， 它經濟改革開始之日，正好是人口結構轉型之時。
年輕人口結構 有利經濟改革啟動
人口結構的轉型有多少是一胎化政策的成效，又有多少是公眾自願選擇的結果，這並不容易弄清楚，但是可以肯定，人口轉型儘管遲早會出現，一胎化政策無 疑加速了它的來臨。新生嬰兒要十幾二十年後才成為勞動力，其間則只是社會的負擔，因此，一胎化政策並不會減少頭十五、二十年進入就業人口的數量，其社會成 本──勞動力的缺乏和退休問題，等等──則在一代人之後才顯示出來。
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人口結構，是對經濟改革的另一有利因素。80年代初中國的人口結構相當年輕，比同期俄羅斯的人口結構年輕得多。雖然兩國的人口 中位數在1950年僅相差1.1歲（中國為23.9歲，俄羅斯為25歲）；到1980年，這個差距增加到9.1歲（中國為22.1歲，俄羅斯為31.2 歲）。這是個重要的差別。無論經濟改革的長遠好處有多大，短期的折騰是難免的。年紀大的人未必享受到經濟改革帶來的長遠成果，卻要馬上付出代價，因此傾向 於反對改革；年輕人預見到享受長遠成果的一日，因而傾向於支持改革。因此，一個較年輕的人口結構有利於經濟改革的啟動：年輕人有耐心也願意承受改革中暫時 的挫折，「既得利益」階層在人口中的比例較小，對他們進行經濟補償比較容易。因此，年輕的人口結構減少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阻力；毛澤東時期沒有控制人口出 生，卻為後來的改革開放製造了有利條件。
研究中國改革的專家普遍認為，漸進式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所在。但是對於這種漸進式改革在怎麼樣情况下才能成功推行，專家們卻沒有太多討 論。這就好像看到一種新引進的植物茁壯成長，便歸功於那個引進者的眼光和辛勤，而沒有注意到需要合適的土壤和氣候配合一樣。
人口持續增長 漸進式改革成為可能
事實上，如果不把人口因素考慮進去，中國改革很多地方都很難理解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，事實上，從1978年至1993年期間的15年中，國有部門 的相對重要性有所降低，但就絕對規模而言，它仍是持續增長的，在產量方面如是，在僱傭的人數方面也如是。直到了90年代中葉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變小了，大刀闊斧的裁員才出現。中國在1980年便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，但是其人口數量仍然不斷上升，估計到2032年，也就是52年之後才達到頂點。 因此，持續增長的人口，使得上述漸進式改革成為可能。
俄羅斯的情形就截然不同，該國人口在1993年就達到頂峰，然後徐徐下降。如果我們以1990年為起點，在一方面保持國有企業的僱傭人數不變的情况 下，讓非國有企業部門遂步增加僱傭人數，使之在10多年內成為經濟的主要部分，那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。
經過了30年的改革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，無論以國民生產總值計算，還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然而其人口因 素的後果（長處與短處）也隨處可見，於此我僅列舉幾點。
金融海嘯與中國人婚姻問題拉上關係
第一， 人口老齡化引起退休保障的問題，勞動人數增長放慢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桎梏，對此坊間已有不少的討論，不贅。
第二， 中國已做到高達23.3%的適年人口接受高等教育，這比香港的18%還高，以中國的發展階段而言，這確實是不凡的成就。這一方面是過去10年高校擴招的結 果，在2000年僅有100萬的學生被大學錄取，到了2010年，這個數目就增加到600萬；另方面則是計劃生育減少適齡人口的結果。
第三， 就是前面提到的性別比例失衡。正常的男女出生比例約為105比100，中國的比例實在太極端了，它其實是一胎化政策之下選擇性生育的不正常產物。既然國內 的資金可以把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弄得滿成風雨，國內男女失衡輸入香港，顛覆港人的擇偶機會，這決非天方夜譚。性別比例失衡不僅是個社會問題，它還會影響宏觀 經濟。一些研究比較國內不同地區，發現比例失衡愈嚴重的地區儲蓄率也愈高。背後的道理其實不難理解。男女比例愈失衡，男方在婚姻市場上感受到的競爭愈大， 積累財富改變自己（或自己兒子）在婚姻市場上的不利位置便愈有迫切性，女方由於競爭優勢會相應減低儲蓄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的效應超過後者，整體的儲蓄 率因而提高。
中國的高儲蓄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際貿易不平衡，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竟可以與中國人的婚姻問題拉上關係，這真是不可思議！
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
http://hk.news.yahoo.com/article/100926/4/kf2b.html
【明報專訊】這不是纖體廣告，卻是香港女孩子的佳音。中國大陸的性別比例出現嚴重失衡，在2005到2009這5年間，男女出生比例平均為120比 100。粗略地算，這意味著2009年出生的男孩中有140萬將來無法匹配，這個數字相當於同年在香港出生的女孩數目的34倍。也就是說，只要每34個這 些男孩中有一個來香港找對象，就足以把香港所有同年齡的女孩子娶光。香港女孩子的議價能力大大提高，這不是她們的佳音嗎？……言歸正傳，筆者要說的，其實 不是婚姻問題，而是人口對經濟改革所起的一些微妙作用。
孩子數目減少 家庭可有更多儲蓄
人們愛拿小時候的遭遇來衡量現有的生活水準。「我們小時候生活可艱苦多了」，這是不少人經常掛在口邊的真心話。即使現在生活多麼不如意，只要比那個 童年時候的生活水準有明顯改善，我們仍然有種釋然的感覺。從1950到70年代，一個典型的中國家庭有好幾個孩子，這意味著當時中國家庭不僅收入低，並且 還要用這低收入來要填飽更多肚子（更別說還要經受各種各樣的政治活動的衝擊）。自80年代以後，因為推行計劃生育的一胎化政策，年輕的就業者意識到他們再 不需要像他們的父輩一樣養活那麼多孩子，這讓他們心目中的「基準生活水準」更容易達到。比方說，一個五口之家要住到1000呎的房子才能達到的生活水準， 一個三口之家只要住上600呎的房子就可以達到了。因此，預期到會撫養少一些孩子，人們就較能滿足於現有生活，較容易接受改革所帶來的折騰。
自80年代以來，中國適齡女性的生育率劇減。相似的人口轉型（demographic transition）在別的亞洲地區，如香港和台灣也出現過。因為需要撫養的孩子數目減少，一個家庭可以有更多的儲蓄，也可以將更多的收入用在孩子的教 育上。其他亞洲國家的經驗顯示，同時也為經濟理論所證實的是，這些人口轉型產生了所謂「人口紅利」（demographic dividend）——表現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（比方說25年）更高的儲蓄率、更多的資產投資、更豐富的人力資本，以及更高的經濟增長率。中國非常幸運， 它經濟改革開始之日，正好是人口結構轉型之時。
年輕人口結構 有利經濟改革啟動
人口結構的轉型有多少是一胎化政策的成效，又有多少是公眾自願選擇的結果，這並不容易弄清楚，但是可以肯定，人口轉型儘管遲早會出現，一胎化政策無 疑加速了它的來臨。新生嬰兒要十幾二十年後才成為勞動力，其間則只是社會的負擔，因此，一胎化政策並不會減少頭十五、二十年進入就業人口的數量，其社會成 本──勞動力的缺乏和退休問題，等等──則在一代人之後才顯示出來。
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人口結構，是對經濟改革的另一有利因素。80年代初中國的人口結構相當年輕，比同期俄羅斯的人口結構年輕得多。雖然兩國的人口 中位數在1950年僅相差1.1歲（中國為23.9歲，俄羅斯為25歲）；到1980年，這個差距增加到9.1歲（中國為22.1歲，俄羅斯為31.2 歲）。這是個重要的差別。無論經濟改革的長遠好處有多大，短期的折騰是難免的。年紀大的人未必享受到經濟改革帶來的長遠成果，卻要馬上付出代價，因此傾向 於反對改革；年輕人預見到享受長遠成果的一日，因而傾向於支持改革。因此，一個較年輕的人口結構有利於經濟改革的啟動：年輕人有耐心也願意承受改革中暫時 的挫折，「既得利益」階層在人口中的比例較小，對他們進行經濟補償比較容易。因此，年輕的人口結構減少了中國經濟改革的阻力；毛澤東時期沒有控制人口出 生，卻為後來的改革開放製造了有利條件。
研究中國改革的專家普遍認為，漸進式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所在。但是對於這種漸進式改革在怎麼樣情况下才能成功推行，專家們卻沒有太多討 論。這就好像看到一種新引進的植物茁壯成長，便歸功於那個引進者的眼光和辛勤，而沒有注意到需要合適的土壤和氣候配合一樣。
人口持續增長 漸進式改革成為可能
事實上，如果不把人口因素考慮進去，中國改革很多地方都很難理解。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例，事實上，從1978年至1993年期間的15年中，國有部門 的相對重要性有所降低，但就絕對規模而言，它仍是持續增長的，在產量方面如是，在僱傭的人數方面也如是。直到了90年代中葉，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 變小了，大刀闊斧的裁員才出現。中國在1980年便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，但是其人口數量仍然不斷上升，估計到2032年，也就是52年之後才達到頂點。 因此，持續增長的人口，使得上述漸進式改革成為可能。
俄羅斯的情形就截然不同，該國人口在1993年就達到頂峰，然後徐徐下降。如果我們以1990年為起點，在一方面保持國有企業的僱傭人數不變的情况 下，讓非國有企業部門遂步增加僱傭人數，使之在10多年內成為經濟的主要部分，那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。
經過了30年的改革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不可同日而語，無論以國民生產總值計算，還是以購買力平價計算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然而其人口因 素的後果（長處與短處）也隨處可見，於此我僅列舉幾點。
金融海嘯與中國人婚姻問題拉上關係
第一， 人口老齡化引起退休保障的問題，勞動人數增長放慢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桎梏，對此坊間已有不少的討論，不贅。
第二， 中國已做到高達23.3%的適年人口接受高等教育，這比香港的18%還高，以中國的發展階段而言，這確實是不凡的成就。這一方面是過去10年高校擴招的結 果，在2000年僅有100萬的學生被大學錄取，到了2010年，這個數目就增加到600萬；另方面則是計劃生育減少適齡人口的結果。
第三， 就是前面提到的性別比例失衡。正常的男女出生比例約為105比100，中國的比例實在太極端了，它其實是一胎化政策之下選擇性生育的不正常產物。既然國內 的資金可以把香港的房地產市場弄得滿成風雨，國內男女失衡輸入香港，顛覆港人的擇偶機會，這決非天方夜譚。性別比例失衡不僅是個社會問題，它還會影響宏觀 經濟。一些研究比較國內不同地區，發現比例失衡愈嚴重的地區儲蓄率也愈高。背後的道理其實不難理解。男女比例愈失衡，男方在婚姻市場上感受到的競爭愈大， 積累財富改變自己（或自己兒子）在婚姻市場上的不利位置便愈有迫切性，女方由於競爭優勢會相應減低儲蓄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的效應超過後者，整體的儲蓄 率因而提高。
中國的高儲蓄率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國際貿易不平衡，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竟可以與中國人的婚姻問題拉上關係，這真是不可思議！
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
http://hk.news.yahoo.com/article/100926/4/kf2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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